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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带你们去看看烈士。” 太行山区的初冬。一个阴天下午，70岁的关卫平带我们爬上关家垴村的山顶。若干天前一批参观者献上的花篮还留在那里，花朵已枯萎，关卫平却下意识地伸手整理了一下缎带。 花篮前的纪念碑上，刻着彭德怀的字：“烈士之血革命之花”。 关家垴，山西武乡蟠龙镇东部一个典型的太行山区小山村。70多年前，这里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地，距离武乡八路军总部砖壁村仅十多里路。1940年，这里见证过一次堪称惨烈的战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均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从1937年到1945年，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创建了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解放区。 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说：“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又有人说，一部抗战史，让中华儿女尝尽了人间所有的滋味，有悲惨和屈辱，有抗争和牺牲，有独立和觉醒。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太行山，重寻八路军的足迹，寻找胜利的答案，寻找“中流砥柱”的密码。
【垴】 18次必死的冲锋 讲到关家垴，崔韶光哽咽了，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忽而变得颤抖。 她是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干了一辈子的讲解员，这段故事不知讲了多少次。可这一次，我们依然能感同身受她心底的痛。 关家垴战斗发生在1940年10月30日到31日，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那两个血战的昼夜，八路军究竟牺牲了多少人？崔韶光说她看到的许多公开资料写着，“我军牺牲了500多人”。 一位亲历的老战士却告诉她，战争结束的时候，关家垴满坡满沟铺满了战士的尸体。“500？或许远远不止。” 关家垴村是我们临时决定去的。在当地的红色景点列表里，这里甚至排不进前三位，当地人说，那不过一座孤寂的山头罢了。我们没有联系谁，也不晓得能采访到什么，时间已近黄昏。但我们一定要去。
进了关家垴，村口正对着的唯一的旱厕，没有门，像个四处漏风的小猪圈。上山的路是新近用石阶铺的，为了让旅游的人方便。不过村民也跟着得益，翻到后山玉米地干活，再也不用爬陡坡了。 70岁的关卫平是我们在山上偶遇的。关家垴打仗时，他的父亲30多岁，参与了埋尸。打扫战场前后花了十二三天，当年很多村民都来埋烈士。一层尸体，一层土，一层尸体，一层土，就这么埋。埋了多少？没人敢去数这个数。也实在没法数，埋的有时是一只胳膊，有时是一条腿，有时是半个脑袋…… “关家垴战斗，18次的冲锋，人人都知道，冲上去就是送死，他们还是上去了。”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崔韶光无数次重复过这句话。每每哽咽。 关卫平做了一辈子的老师，教语文和音乐，教过小学，教过中学。他总是给孩子们讲关家垴的故事，在讲黄继光，董存瑞这些英雄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掺和’在里面”。 崔韶光抢救式地采访过很多革命老战士。她每次都问对方一个问题，关家垴究竟牺牲过多少人。谁能告诉她？采访当时的769团1营营长李德生，李德生问，你去过关家垴吗？崔韶光说，我去过。李德生不说话了，长时间的沉默，而后是失声痛哭。 她所能见到的八路军和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人能说清这个数字。有一位老八路制止她：“你不要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如果当时你在，你也会上去的。” “因为这不是生死。这是我们的土地。”
【峪】 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 只看账面实力，八路军并不是日军的对手。 根据日军文档记载，早期八路军的子弹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枪配发的子弹还不到5枚。为了节约子弹，八路军基本打完三枪就要冲锋拼刺刀，近身肉搏。 当时一个日本士兵被击毙，常常要有好几个中国军人活生生倒下；为了缴获一件敌人的武器，也要以一两个战士的生命为代价。中日两军伤亡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有的只是触目惊心的比例，5∶1，甚至10∶1，20∶1…… 中国武器不如人，就一定“战必败”吗？中国会“再战必亡”吗？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下《论持久战》。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什么是科学？ 对进入战场时只有几万余兵力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如果不合理布局，极易“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决定开辟敌后战场。太原失守后，正面战场几无胜算。八路军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打起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 如果把当时的时局比作棋局，那么一块块敌后根据地就像是下围棋做活的“眼”——日本兵力供给不足，无法占领全中国；在敌后，看起来是日军围困我们，其实是一个个“棋眼”在爆破敌方势力。这样的策略既分散和削弱侵华日军的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且能迅速填补因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留下的空白，压缩敌占区的范围。 而在山间，还有特别的战术。
“峪”，北方地区多见的山谷。平型关大捷，发生在“蔡家峪”，八路军总部，也曾设在“王家峪”。 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是4座相连的四合小院，小院依山而建，靠山一侧房屋为窑洞结构，窑洞里不仅能藏粮食、武器，还能当地道。当时，太行山西麓的武乡沟连沟、洞连洞，既能藏身，又能战斗。 平型关以北老爷庙附近的山沟有一条马路，叫乔沟，是日本车队必经之路。乔沟地形一边高一边低，从军事角度看很适合伏击。起初，八路军靠的，就是这种经济实用的作战方式。 打到涞源，还是依靠伏击。雁宿崖三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沟，有点像个口袋。雁宿崖战斗持续了一天，大早上钻进伏击圈的日军，除了指挥官和少数几个人逃跑，其余全军覆没。八路军缴获了炮、机枪、步枪、骡马和部分军品。伏击的那个连队，一半战士换了枪。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小米步枪”到底是怎么赢过“飞机大炮”的？这里有部分答案。
【人】 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 但还有答案。 游击战的主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军”。这是一支不断变化的特殊军队。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规模大约5万人，到1940年8月，已经发展到50余万人，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 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敌后抗日作战1万余次，粉碎日军1000人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后来记述时，对这些作战主体的描述用了一个词——“抗日军民”。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用了一个相似的词：“兵民”。“兵民是胜利之本，”他写道，“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八路军驻扎的武乡，当年不过是一个14万人口的小县，武乡百姓却为八路军做了49万双军鞋，送了240万担军粮。半个多世纪后，崔韶光在各处讲故事，总要说一句话：老区的人民“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还有许多八路军的子女，是“太行奶娘”养大的。鲁艺木刻厂厂长严涵的儿子，出生后取名白桦。孩子满月当天，两口子执行任务要走，只能把孩子托给北上合村的奶娘高焕莲。奶娘养了孩子整整4年。期间日军扫荡村子，奶爹爹替白桦堵了一刺刀，被捅死了。白桦受了惊吓，奶娘去山上给他采草药治病，一脚踩空落下终生残疾。 4年后严涵来接儿子，一看自己的儿子又白又胖，高焕莲的亲儿子又黑又瘦。家里的大儿子说，自从白桦来了，我弟弟就断奶了，让他吃我娘的奶。我饭量大，每次吃饭娘就让我少吃点，要是我吃得多了，娘就打，每顿饭都是白桦先吃饱了，我才能吃，我娘叫他亲疙瘩…… 在当年的太行山，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还有这样的故事—— 1991年，参加过抗战、担任过灵丘县长的董信回忆，1937年八路军到灵丘，第一个过的就是他家所在的青羊口村。那是农历八月十七日，正是秋收大忙时节，老百姓听到八路军来了，能跑的都上山了，原因很简单，一怕当差抓兵，二怕“共产共妻，贫富难逃”。村民们一度听人宣传，“共产党的军队要杀人”。 几天后，部队开拔了，老百姓们站在村口送部队；直到部队转过山头看不见了，还手搭凉棚望着。“当时正是刚刚收打完核桃的季节，老百姓的房上院内到处堆放着核桃，战士们一个也不动，有的坐在核桃堆上也不吃一颗。他们在临走前给你把家里、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让房东亲自看看丢了、坏了什么东西没有。” 1995年，八路军总部机要科副科长林桂森老人站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站序幕厅一边哭一边讲：就是因为一把玉米，彭老总骂了娘。“他说别的人碗里没有玉米面，我的碗里怎么会有玉米面，有那么一个人帮助老子搞落后。当时炊事员站门槛上，头都抬不起来。” 林桂森一辈子记得彭德怀的一句话——“共产党八路军只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吃苦。” 而在纪念馆内，一面硕大的展示武器装备的玻璃柜下，最醒目的则是毛泽东的话——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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